职务派生的资源优势

在中国，在世界，职务都是一种资源，都是一种无形资产。并且，职务的级别越高，它作为一种资源的可利用价值就越大，它的无形资产含金量就越高，它的影响力就越大，越持久，它要由无形资产转化为现实物质财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在中国，我们的官员在投资理财方面，拥有许多的优势和便利。当然，我们讲的这些优势和便利，是以遵守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和党纪、政绩为前提条件的，是以不滥用公共权力而不当获利为前提条件的，是以不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和秩序为前提条件的。这些源于职务而派生的无形资产优势，主要包括：因职务而派生的“品牌”优势；因职务而派生的人际关系优势；因职务便利而派生的信息资源优势。

因职务而派生的“品牌”优势，这是官员诸多派生资源优势中，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比较优势。一个企业，企业的一种产品，要在市场上树立起自己持久的品牌，也是需要成本支出的。这种成本的支出，至少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二是服务；三是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强化和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将消费者的目光聚焦到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上来。在这三条中，最重要的是产品的质量、科技含量和服务，这是树立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的核心所在。至于产品的宣传，从本质上讲，它只是一种手段，只是一种吸引消费者的手段，而留住客户，建立庞大的客户群，最终还是靠产品的质量和服务。

官员则不同。职务，它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职务，它本身就是一种品牌。这种资源，这种品牌，运用到官员的家庭理财投资上，它无须追加另外的物质投入，只要不断发掘，不断追寻，不断磨练，它就能发出闪亮的光芒来。在这里，我们所指的因职务而派生的“品牌”优势，主要是指官员的人格魅力和社会诚信度、社会亲和力和感召力。而这些，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资询与资询的传递中，在商品的交易中，都至关重要。

因职务而派生的人际关系优势，这是官员诸多优势中，最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作为官员，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他拥有的人力资源优势也不同。在各种社会关系的调和中，官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比较主动的位置。一个人，他的职务有多高，他的人际关系层面也就有多高，他的人际关系辐射面也就有多广。这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职务越高，他接触的人的层面也越高，他可获得的人际关系资源也越多，并且这种资源获得的成本也越低，或者说也越容易。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在任何一种权力构架中，官的设置都是呈“宝塔型”的，即在这个“宝塔型”的购架中，基部的人数最多，而越往上走，人数就越少。人数越少，就越高贵。这就象收藏艺术品一样，“物以稀为贵”。数量越少，质量越精的艺术品，价值往往是最高的，甚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从家庭投资理财的角度看，因职务而派生的人际关系优势，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源优势。比如，一位官员喜欢集邮、集币，当地的集邮协会、集币协会肯定会邀请您到他们协会当个什么不理事儿的会长或荣誉会长或董事长什么的。这倒不是说，这个协会会给您带来什么直接的物质利益。而是说，通过协会这种组织，你可以交上许多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作朋友，可以从这些有着共同爱好的朋友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获得许多这领域投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而使自己的投资更加理智，更加成熟。同时，你可以通过这些朋友，及时获得许多比专业报纸、专业网站更真实，更快捷的信息，从而确定和调整不同时期、不同市场周期的投资方向，以期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因职务便利而产生的信息资源优势 , 这是官员诸多优势中，最为直接的优势。

作为官员，由于职务需要，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资讯。这些资讯，往往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政治的，又有经济的，还有军事的、外交的、文化的。并且，这些资讯，通常都是 * 准确的、超前的，预示着社会生活某一个方面的演变方向。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无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细微变化，还是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细微变化，都将迅速地反映到经济生活中的全部或一个方面上来。而最先接触和了解这些变化的，往往是官员。比如，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个方面发生了 * 问题就会影响美国以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如 2001 年发生的“ 911 ”事件。那么，这样的事儿反映到经济生活中，就是全球股市暴跌，美元贬值，而黄金价格上涨，黄金的投资价值凸现。又比如， 2002 年美国安然公司假账事件被媒体报露后，这事儿反映到经济生活中，就是美国股市不稳，股价下滑，美元贬值，而欧元、英磅、瑞士法朗等货币相对升值。上面例举的这些重要的资讯，对于家庭投资理财者来说，只要迅速调整投资方向，都是可以趋利避害，获取投资利益的。

从国内的经济政策调整来看，官员拥有的信息资源优势更为明显。作为投资者，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股市，基本上是政策市；中国的邮市、币市等艺术品市场，也基本上是政策市。而在中国，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地调整，其酝酿和吹风总是先高层，后中层，再基层的。对于特别重大的政策调整，还有个先党内，后党外的做法。通常的情形是，先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一些研究报告，登载一些领导言论，以作“暖冬”的准备。待到时机成熟后，再以领导讲话或文件形式由上到下，逐级传达实施。而官员，可以在政策调整前，窥测政策调整的走势，抢在政策出台前，打个时间差。当然，对属于党和国家机密的，绝不能外泄。对于文件明令禁止做的事儿，也绝不能做。但通常情况下，对于这些政策地调整，是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比如，我国的证券市场至 2001 年下半年以来，到 2003 年初，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对此，国家将会采取一些措施，促使这个市场复苏起来。作为官员，可以从各种资讯中了解其国家的政策走向，以及这些即将出台的政策对市场的刺激力度，从而确定或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向。再比如， 1997 年 4 月前的邮币卡市场，至 1996 年初进入高速增长周期后，不少邮币卡的市场价格，较市场启动前，上涨了 1 倍、 2 倍、甚至数 10 倍。在此情形下，为了抑制邮币卡市场的过度投机，不少内部材料频频发出警告，而这种信息被阻隔于官方与市场之间。致使不少投资者继续疯狂地追高。到 1997 年 4 月，国办发出严禁非法买卖人民币的紧急通知。待通知发出的第 2 天，邮币卡市场出现恐慌性抛盘，至此，邮币卡市场出现单边下跌行情。在通知发出前购入邮票、纪念币、电话磁卡并持有的投资者，无一例外，均告亏本。到 2002 年末，这一单边下跌行情还在继续，市场套牢者比比皆是，没有“跳楼”套现的投资者，若继续持有 1996 年底至 1997 年 4 月前购入的筹码，净资产按 2002 年末的邮币卡市场价格计算，缩水七成的投资者，还算是幸运的投资高手。同是这样一件事儿，一些从事艺术品收藏和投资的官员，早就敏感地嗅到了政策调整的味儿。因此，已在市场高点全部抛售了手中的筹码，在投资上搞了个钵满罐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