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变中欧贸易顺差格局

  　数字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达94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几乎一半（1855.4亿美元）；同时中国也是欧盟唯一的贸易逆差来源。自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于欧元贬值超过8%。因此，很多人把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

　　究竟该如何看待中欧贸易顺差问题及人民币汇率，我们请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两位专家，听听他们的观点。

　　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变中欧贸易顺差格局

　　主持人：我们应如何看待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和欧中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依靠汇率手段能够解决降低欧洲的贸易逆差吗？

　　何帆：中欧之间贸易顺差的确在扩大，这有多方面的因素，汇率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出口对汇率是缺乏弹性的，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其他一些要素价格比较廉价，这些价格可能比汇率更重要，因此汇率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另外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受到新的贸易格局——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只要这种全球性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加工贸易肯定会越来越多，跟传统产业间贸易不太一样。所以说，汇率是一个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中国跟欧洲之间贸易顺差的增加不能完全用汇率来解释。

　　李稻葵：中欧之间的贸易逆差只能部分归咎于汇率问题。从本质上讲，欧洲地区是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中国是比较年轻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储蓄率远远高于欧洲经济的储蓄率。中国的年轻人要为以后退休养老存钱，而欧洲人口增长缓慢，反过来要用存款。我们知道贸易顺差也好，贸易逆差也好，一个最大的、也是比汇率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两个国家之间相对的储蓄率，高储蓄率国家的产品会流向低储蓄率国家，所以中欧贸易格局很好理解。汇率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即便人民币对欧元略有升值，我看不会改变中欧贸易顺差的基本格局。

　　应重视中欧贸易之间的不平衡

　　主持人：在这种格局下，我们应当如何解决中欧之间的贸易失衡和贸易摩擦？

　　李稻葵：不同于美国，欧洲的经济调整速度比美国慢，对市场管制更加严格，劳动管制相对而言不够灵活，失业情况比美国更严重一点，对贸易问题也更加敏感，更多的依赖于非关税壁垒，比如技术壁垒、反倾销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当同欧洲多协商，在一些问题上中国可以让步，在一些问题上欧洲也可以让步，比如欧洲的一些技术可以通过技术贸易转让给中国，服务贸易上中国也可以多从欧洲进口。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协商，而不应该简单归咎于汇率问题。

　　在汇率上，应该说清楚，中国会按照自己的原则，在汇率机制上逐步更加灵活化。在美元走软、原油价格略有高涨的情况下，人民币略有升值，对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人民币是会升值的，但是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改变中欧之间的贸易格局，贸易格局的根本因素还是两国之间储蓄率的差别。

　　何帆：首先要重视中欧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未来这种不平衡可能还会有加剧。所以我觉得应该未雨绸缪，要建立一个双边的协调对话机制；还有就是发展产业内贸易对双方可能是一个共赢的做法。

　　主持人：这种协调对话机制具体指的是什么？

　　何帆：这种协调机制必须是定期的，同时要建立正式的联系机制和非正式的联系机制，必须得有定期对话，有首脑、部长之间的定期会面，在这种正式对话之余，还应该有一个非正式的沟通机制，形成一个对话机制，这样出了事情知道打电话找谁，这种对话机制对于解决潜在的冲突是非常重要的。 

　　人民币升值应渐进可控

　　主持人：人民币升值到底应当遵循什么样的速度和原则？

　　何帆：中国由于情况比较特殊，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也不发达，包括对出口依赖程度比较大，因此，从目标来说，和欧洲没有分歧，中国知道人民币要升值，但是中国要探索更适合国情的改革方式。这就是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进一步沿着加大升值步伐和汇率灵活性的道路前进。

　　李稻葵：应该是渐进式的、可控的节奏，因为如果突然调整汇率，虽然总体经济不会受到很大冲击，但个别出口企业会受到一定冲击，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调整成本。我们可以努力进行一些微调，但如果大规模升值，对整体的贸易格局不见得有改善，反而可能导致我国个别地区、个别企业出现问题。